人这一生啊，你我皆过客

，冷得邪门。，小年。清河县家家户户都在准备送灶王爷上天，条件好些的会备几块糖瓜，让灶王爷“嘴甜”，多说好话。陈家的灶台上，只有半锅红薯稀饭。。会跑会跳，会跟在奶奶身后问：“爹啥时候回来？”：“快了，等雪化了，你爹就回来了。”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院门口看雪化了没有。院墙根的雪积了半尺厚，硬邦邦的，像永远也化不开。。自从去年秋天收到那封“失踪”通知后，她的话越来越少。白天照样下地干活，晚上照样在油灯下缝补，只是偶尔会盯着窗外出神，手里拿着针，半天不动一下。，雪停了。赵大勇踩着厚厚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陈家。他手里拿着个牛皮纸信封，上面印着红色的字。站在院门口，他深吸了几口气，才抬手敲门。。孩子仰着头看他：“赵叔，俺爹回来了吗？”
赵大勇喉咙发紧，蹲下身摸了摸孩子的头：“**呢？”

“在屋里。”小明生转身朝屋里喊，“娘！赵叔来了！”

李玉梅从屋里出来，围裙上还沾着灶灰。看见赵大勇手里的信封，她整个人僵住了。三年来，她收到过三封信：第一封是***刚到**时寄的，只有歪歪扭扭一行字“安好勿念”；第二封是去年三月，说部队要转移；第三封就是去年的“失踪通知”。

这是**封。

赵大勇把信封递过去，声音干涩：“公社让送来的。”

信封很薄。李玉梅接过来，手指触到那个红色的印章——“*******×××**部”。她没有立刻拆，只是盯着那几个字看，像是要把它们刻进眼睛里。

“进屋坐。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平静得吓人。

赵大勇没动：“嫂子，我……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他几乎是逃一样地转身离开，走到巷子口时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李玉梅还站在院门口，瘦削的身影在雪地里显得格外单薄，像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折的芦苇。

李玉梅转身进屋，关上门。婆婆坐在炕上，手里捻着佛珠——这是她藏了多年没敢拿出来的东西。老**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，但耳朵格外灵。

“谁来了？”

“大勇。”李玉梅说，“送信。”

“啥信？”

李玉梅没回答。她走到灶台边，就着灶膛里微弱的火光，撕开了信封。

里面只有一张纸。纸质粗糙，上面是打印的字。她识字不多，但那些字一个个跳进眼里，像烧红的铁钉：

阵亡通知书

*****，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在**战场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……

后面的字模糊了。李玉梅眨了眨眼，才发现不是字模糊，是自已的眼睛模糊了。她继续往下看：

……追记三等功。遗物：军帽一顶，钢笔一支，照片一张。已随信附上。

她颤抖着手，从信封里倒出三样东西。

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，帽檐已经磨损。一支黑色的钢笔，笔帽上刻着“将**进行到底”。一张一寸黑白照片，是***入伍前照的——年轻，没戴假腿，笑得有点腼腆。

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：给玉梅和儿子。

字迹歪斜，是左手写的——他的右手在淮海战役时就伤了筋，使不上劲。

李玉梅拿着照片，看了很久很久。久到灶膛里的火熄了，屋里冷得像冰窖。久到婆婆摸索着下炕，走到她身边。

“玉梅？”老**的声音在发抖。

李玉梅抬起头，把照片递给婆婆。老**接过来，枯瘦的手指在照片上细细摩挲，从额头到下巴，一遍又一遍。

“像不像？”李玉梅轻声问。

“像。”老**说，“还是那么俊。”

然后两个女人都没说话。屋里静得能听到雪从屋檐滑落的声音。

小明生从外面跑进来，小脸冻得通红，手里攥着一把松果：“娘！看！松子！”

那是他从后山捡的，别人家孩子不要的、空瘪的松果。他献宝似的捧到母亲面前：“剥出来，炒了吃，可香了！”

李玉梅看着儿子亮晶晶的眼睛，忽然弯下腰，紧紧抱住他。抱得那么用力，孩子几乎喘不过气。

“娘？”小明生有些害怕，“你咋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李玉梅松开他，接过那把松果，“娘给你炒松子。”

她真的生起火，把松果扔进锅里，用小火慢慢烘。松果在热锅里噼啪作响，散发出特有的香气。小明生蹲在灶边，眼巴巴地看着。

松子剥出来了，只有一小撮，大多都是空的。李玉梅把能吃的挑出来，放在孩子手心里。

“吃吧。”

小明生先拿了一颗，塞进母亲嘴里：“娘也吃。”

李玉梅**那颗小小的松子，咸涩的味道在口腔里蔓延开来——不知是松子的味道，还是眼泪的味道。

那天晚上，她等孩子和婆婆睡了，一个人坐在灶台边，就着煤油灯，给丈夫“回信”。

她不会写字，就画。

第一幅：一个小房子，三个人。一个高个子代表婆婆，一个矮个子代表孩子，中间那个是她自已。

第二幅：三块银元。一块画了叉，代表已经用了。两块完整的。

第三幅：一碗粥，冒着热气。

**幅：一棵树，树上有个鸟窝，窝里有三只小鸟。

画完了，她把四张纸叠好，和阵亡通知书、照片、军帽、钢笔一起，用那块包银元的红布重新包起来。

包到一半，她停住了。从红布包里取出那两支银元，放在手里掂了掂。然后起身，从炕洞最深处摸出那个油纸包——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旧币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去了县里。

不是走路去的，是坐了赵大勇的驴车。赵大勇要去县里拉货，顺路捎她。一路上，两人都没说话。到了县城，李玉梅下了车，径直朝百货公司走去。

那是清河县唯一一家百货公司，两层楼，玻璃柜台里摆着稀罕物。她站在文具柜台前，看了很久。

“同志，想买什么？”售货员是个年轻姑娘，扎着两根麻花辫。

“那个。”李玉梅指着柜台里的一本硬皮笔记本，深蓝色的封面，右下角印着一朵小小的梅花。

“这个贵，要一万二。”售货员说，“有便宜的，那边那种软皮的，只要三千。”

“就要这个。”李玉梅掏出油纸包，数出一万二千块旧币。又想了想，再加了八百，“再来支钢笔。”

售货员惊讶地看着她——这个穿着打补丁棉袄的女人，出手却这么大方。

李玉梅接过笔记本和钢笔，仔细包好，放进怀里。走出百货公司时，阳光很好，照在积雪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。她眯起眼睛，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黎明，丈夫背着包袱离开的背影。

她没有哭。

回到家，她把小明生叫到跟前，拿出那本笔记本和钢笔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

孩子好奇地摸着光滑的封面：“娘，这是啥？”

“本子。等你长大了，识字了，用这个写字。”李玉梅打开本子第一页，用钢笔歪歪扭扭写下三个字——陈明生。

那是她仅会写的几个字之一，是丈夫教的。

“这是你的名字。”她说，“记好了。陈、明、生。”

小明生伸出小手，指着那三个字，一遍遍念：“陈、明、生。”

“对。”李玉梅合上本子，“收好了。这是你爹留给你的。”

她没有告诉孩子阵亡通知书的事。他还太小，不懂什么是牺牲，什么是永远回不来。就让他再等等吧，等雪化了，等春天来，等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诺言。

夜深了，李玉梅又一次拿出那个红布包。现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了——那张照片。她把照片贴在胸口，闭上眼睛。

“建国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你放心。我会把明生养大，让他识字，让他像你一样，做个硬气的人。”

窗外，北风呼啸而过，卷起地上的雪沫，打在窗户纸上，沙沙作响。

而在县城的另一端，赵大勇拉完货，没有直接回家。他赶着驴车去了后山，在那座没有墓碑的坟前站了很久。

坟是空的，里面只埋着***的一套旧军装。这是本地风俗——客死他乡的人，在家里立个衣冠冢。

赵大勇从怀里掏出一瓶地瓜烧，打开，洒在坟前。

“建国哥，”他对着那座孤零零的坟茔说，“嫂子很坚强。孩子也很好。你在那边……放心吧。”

酒渗进冻土里，很快就不见了痕迹。就像有些人，来过，又走了，只留下一些记忆，在活着的人心里，一年年地生根、发芽。

回到家时，赵大勇看见陈家窗户还亮着灯。昏黄的煤油灯光，在冬夜里像一颗微弱的星，却固执地亮着，仿佛要与这漫漫长夜对抗到底。

他叹了口气，心里默默算着：两块银元，还能撑多久？

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连李玉梅自已都不知道。她只知道，日子还要过下去。就像那锅红薯稀饭，再稀，也得一口一口喝下去。

因为孩子要长大。

因为春天，总会来的。